当然不是。有律师提到，新聘教师与学校签订了预录协议或劳动合同，虽未正式入职，但如果已经参与诸如招生、培训等工作，那么就意味着双方已经建立了劳动合同，学校单方面毁约，就应按《劳动合同法》的规定支付经济赔偿金。

前述李萌签订协议后，6月份参与了跟岗实习，也就是说，她已经与用人单位产生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。这个时候，学校当然不能随口一说就关紧大门，该给的赔偿理应到位。

如果只是签了合同但未参与学校工作，虽未发生劳动关系，学校不需要支付经济赔偿金，但仍存在违反合同约定等情由，不可一推了之。安排新教师延期入职，或安排不相干岗位给予较低薪酬等，属于“变更合同重大内容”，需要双方共同认可，否则变更无效。哪怕给予千元的保底工资，因其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水平，恐属违法违规操作。

客观而言，这些民办学校突然“变脸”，确有招生困难的原因。学生招不上来，教学工作量不饱和，为节省成本考虑，新聘老师自然会面临入职难。但这里需要明确的是，这一因素更多与校方前期决策有关，与新聘教师并无关系，不能让毕业生承担全部代价。

今年各地民办学校普遍存在招生遇冷的情形。以广州为例，当地在统一投档阶段，有37个民办普通高中、中外合办招生计划完成率不超过50%。有民办普高直至补录结束未录得任何考生，还有的民办普高、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仅录得个位数学生。

从宏观环境看，民办中学确实存在“用不了那么多教师”的现实，但这个外部因素并非不可抗力，学校之前的招人决策是有问题的，应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要知道，这些年来，民办学校招生已经持续多年“跌跌不休”了。还是以广州为例，6年来，民办小学招生学位从2020年的71879个暴跌至2025年的42862个，“瘦身”40.4%；广州民办初中学位减少10373个，报名人数减少15377人。

其他城市也好不到哪去。既然“跌跌不休”已常态化了，民办学校在制定招人计划时就应多一些理性、少一些率性，并要为决策失误买单。毕竟，毕业生选择签民办学校，也是有机会成本的。不管是放弃了其他选择，还是错过了最佳招聘期，都意味着个人的损失。即便要毁约，也要给予赔偿。

资料图

从欢欢喜喜招引人才，到简单粗暴单方毁约，再到后续的维权行动，乃至可能的对簿公堂，学校招聘弄成“一地鸡毛”，确实是各方都不乐见的。求职者固然要擦亮眼睛、坚定维权，用人单位也要脚踏实地，务实担当，依法担责。

民办学校招生困难，说明家长越来越看重性价比，对教育的投入更加精打细算，有的家庭宁可让孩子读中职，也不愿意花几十万读私立校。这意味着，今后很多民办校的生存压力会越来越大，总体规模和数量说不定都会缩小。如果学校单方毁约不用付任何代价，类似现象说不定还会出现。毕业生固然可以维权，但成本也很高，考虑到这些，主管部门是不是也有必要介入，敦促学校谨慎决策、负起责任，免得更多年轻人成为错误决策的牺牲品。